组建黄岛区物价局——长篇散文“我来黄岛区工作”节选-事业单位招聘-青岛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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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八点

相约家在黄岛

樊

泽

宝

按照黄岛区编委成立黄岛区物价局的通知，区物价局是区政府的行政序列部门，负责全区的物价工作，行政编制3人（1987年区编委新增行政编2名，国家编办为检查所新增事业编3名）。区政府任命区财政局副局长李玉阁同志为区物价局副局长，由其组建并主持物价局的工作；之前成立的正科级事业单位区物价检查所归属物价局。在我到物价局之前，李局长是个“光杆司令”。

区物价检查所是1983年10月按照全国统一部署成立的事业单位，职责是监督检查全区各行政事业单位及企业执行国家物价政策、商品价格及行政事业性和服务收费情况，编制6人，办公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出50%，行政由地方管理，业务受上级指导。当时恰逢有部队转业干部和青岛市电大毕业生分配，于是，把部队营级干部王长礼（正营）和高德义（副营）及电大毕业生徐红玉安排到该机构并由其组建和开展工作。成立之初，由青岛市物价局和物价检查所对全市的物价检查执法人员进行了全员培训，结束后每人发《物价检查证》，持证执法。

区物价局成立后，尽管人员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方面对全区商品价格进行管理，那时的生活物资短缺，国营、集体企业生产的国家定价类商品需到物价局申报、定价；行政事业单位需到物价局申报收费标准，像宾馆饭店、理发和维修等行业的服务收费也由物价局审批，还要对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消费进行成本调查。另一方面为监督各行业贯彻落实国家的物价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管理措施，明码标价，一货一签，打击价格违法行为，开展日常物价监督检查。

繁忙的工作和短缺的工作人员，使物价局的工作处于应付状态。当时青岛市物价系统给黄岛编了一个顺口溜：“黄岛物价局稀大了松，一个官、一个兵，里里外外只着个兵。”我当时既要审定区属企业的商品价格和各类收费标准，还要参加市里召开的物价工作会议（局所领导参加的会议多，有时一个月开几次），回来后再开会布置落实，同时参加物价检查（局所人员合署办公）。

针对单位人员少，影响工作开展的现状，多次督促人事局配备人员。但当时黄岛区专业人员少，外加新成立的部门多、都缺人，还有人们不想进机关的传统，使人员配备成了难题。于是，人事局通过各种渠道向省内各县公开招聘财务、物价岗位的工作人员，向全国大中专院校发送招聘人才信函，很快就收到了在外地工作的青岛籍有关人员的求职信，人事局将这些人员的信息登记汇总，向各部门印发推荐。我们从这些人员信息中挑选适合物价工作的人员，以人事局的名义（全区统一安排）向他们发招聘函，他们很快回信期盼来黄岛；我们再将其意见反馈给人事局，人事局再与其所在地的人事部门协商调动事宜，因这些人是当地有关部门的业务骨干或负责人，有同意放人的，也有不同意的。

从1986年开始，物价局陆续从沂水、莘县、惠民和乐陵等地招聘了4名专业人员，从商业系统选调一名财务专业毕业的工作人员，从专科学校应聘了一名价格专业毕业生。这些人员的调入，保证了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

物价局党支部对辛安公社党委选定我入党积极分子的转交材料召开专题会议，同意辛安公社党委和供销社党支部的意见，但培养期需从调入物价局开始，并将支部会议有关材料报送区机关党委，区机关党委同意支部意见。

1985年4月初，区车购办根据国家财政部、物价总局等部门为物价检查机构配置检查工作用车的通知精神，同意为物价检查所购买一辆工作用车。我们到区物资局联系，根据区财政局购车资金限定数额，决定买“北京212”帆布篷吉普车，由物资局机电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联系；他们通过与北京吉普车厂沟通，安排我们月底提车。

局领导安排我和高德义副所长及从区文化局借用的司机褚师傅一起去北京提车。让青岛市物价局事先帮我们购买去北京的火车票，原想买卧铺票，因我们的行政级别不够（那时规定严格），只能买普通车厢硬座票。我们带着单位开的介绍信和区车购办“机关（社会团体）购车证”，事先让我从单位预支了300元现金、用我的粮本到粮食局供销科提了30斤全国通用粮票（由我带着），4月30日中午在青岛火车站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此行开创我“三个第一”，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北京和第一次外出带这么多现金）。那时的火车开得慢，过了济南站车厢内就开始拥挤，很多人钻到车座下躺着。午夜到达北京站，事先与物资局业务员老崔定好，因我们到北京时间晚，他不接站，由我们先在火车站附近住下，第二天联系集合。北京站外乱哄哄的，有很多宾馆拉客，我们稀里糊涂地上了一辆车，被他们拉着去住宿，那时没有“宰客”的。

第二天也就是“五一”早晨，我们在宾馆与老崔电话联系，他让我们在宾馆等。九点多他到来，然后打车先去天安门广场，尽管是劳动节，但广场没有节庆活动，人员也不多；我们在广场溜达着看了一会，老崔就领着我们坐地铁去公主坟物资局驻北京办事处安排住宿等。那时还没有居民身份证，外出都是持单位介绍信，老崔帮我们在办事处所在宾馆登记后开了一个三人间。进房间后放下简单的行李，个人洗漱后便和老崔交谈提车及在北京的日程等事宜。他简单介绍了前期与北京吉普车厂购销公司联系购车情况，询问了我们三人此前是否来京，介绍了办事处附近的交通出行站点。最后商定，他继续提车，我们三人在北京自由行，我们把区车购办“机关（社会团体）购车证”交给他。中午他尽“地主”之谊，在宾馆楼外的小餐馆接待了我们。

因连日旅途劳累，我们三人下午在宾馆休息。晚上（那时五一节不休假），老崔告诉两天后去吉普车厂提车。我们在小餐馆吃了碗面条，在宾馆附近找了找地铁和公交站点，回宾馆向老崔要了张北京地图，然后，议定了后两天在北京的出行线路。

这两天我们三人早出晚归，坐地铁、转公交，先后到故宫、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向往已久的标志性建筑浏览瞻仰。那时人们的旅游概念还不强，景点人少且门票便宜，故宫的门票3元，我在故宫花五角钱买了个刷铜粉的微型塑料香炉、花10元（此行花费最多的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拍彩色胶片像（事后寄回，那时广场上照相的各自为政，用绳子拴几根木杆圈地），这两样至今存放在家中的书橱里。

当时的思想比较正统，老高保留了部队的作风，我在农村是过着俭朴生活长大的，褚师傅也很节俭，我们穿梭在这些场所，除了坐公交地铁外就是走，三人都穿着皮鞋，走得很疲劳，但未曾打车，甚至连打车的想法都没有，那真是庄户人进了城；中午晚上到小餐馆三人每顿共花不到四元钱，除了包子稀饭就是米饭面条外加两个青菜。到北京烤鸭店一问价格很贵，只是闻了闻味就离开了。这些现在可能没人会相信，但当时我们就是那样做的。

五月四号，我们一起去把贴着北京临时车牌号的车提出放在驻京办的院子。附近的个体汽车装饰人员想给吉普车搞个简易装饰，如铺铺垫子等，如让他们做，还可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当时流行的保温玻璃盖杯；听说我们没去过长城，答应出车拉着我们去长城转转，但碰到我们这几个“老抠”，一切都白费劲。下午，我们到附近加油站给车加满了油，晚上在小餐馆也算答谢老崔，点了几个菜，上了瓶二锅头和几瓶当地产啤酒，一共花了不到十元。因我和褚师傅是初到北京，来趟不容易，于是，我们就商议着不开车再在北京转两天。

6号下午我们花几元钱买了双轻便鞋，尽管脚轻松了很多，但连续多日奔走，人已处在极度疲劳期，7号勉强坚持在市里转完最后一天，8号早晨6点，我们就启程往回赶。那时新车装有限速片，因此，路上时速不能超过100门，也没舍得吃午饭，加上褚师傅也是第一次跑这个线，路况不熟，难免下车问路，下午五点多才到济南。高所长一战友在千佛山医院工作，他想方设法与其战友取得联系，因我们不熟悉线路，其战友让告知我们在济南的位置，他打车来接；期间，该医生又告知其他几个战友，先给安排了宾馆饭店，然后让在机关当领导的战友让司机开着车给我们带路，到了宾馆已是七点多。

战友相见分外亲，见了面彼此握手甚至拥抱，嫌老高不事先联系，搞得仓促。他们在宾馆给开了两个房间，我和褚师傅一间，我们先到房间洗漱，因“帆布篷”密封不严加之长途，我们的头发、眉毛和衣服上绒毛都粘满尘土，成了“白毛男”。简单的冲洗后已是晚上八点多，他们战友已在楼下饭店包间等我们，酒菜也已满桌，坐好后知我们没吃午饭，就让我们先吃点垫垫，然后开始喝酒。老高能喝酒、爱喝酒，在北京时不喝是为了节省。他们战友酒量都大，很快就喝到高潮；褚师傅开车不喝酒，我也就一杯，我们两个半途就退场回房间休息了。第二天起床后听说他们战友都喝得很高兴，强烈要求老高在济南住一天，他们战友再来场。但他谢绝了战友的盛情，因难得相聚，有几个战友来陪着吃早餐，且在济南的吃住全部不用我们结算。

9号早餐后，在战友们依依不舍告别中，我们离开了宾馆，在济南市里又给车加满油，然后就往回赶。这段路褚师傅跑过，但那时的硬化路少，多是土路。一路颠簸，下午三点多，回到黄岛，下车后又成“白毛男”。晚上，单位领导和同事给我们接风，因是第一次外出，没有经验，尤其是后来疲劳过度，没考虑给同事和褚师傅买点纪念品，让同事笑话两个“老抠”。第二天与单位结算，还剩下八十多元，至此，提车任务圆满完成。

因区政府不断加大对物价工作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区物价局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规化。

改革开放初期因正常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整个经济领域监督机制不完善，财经领域的问题相当突出。198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组织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由此拉开了连续13年的大检查工作的序幕，直至1997年，随着市场监管体系逐步健全，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完善，国务院决定停止全国范围一年一度的大检查工作。

大检查期间，国务院、省市区人民政府印发大检查通知，制定年度检查方案，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分别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实施。区物价局负责全区的物价大检查工作，制定检查细则，成立区物价大检查办公室，从有关部门抽调物价和财务人员组成6个检查组，对全区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商品价格和收费以上年度为期限进行专项检查。除检查账目外，为打击价格欺诈行为，还依据省市明码标价管理规定，对企事业单位明码标价情况进行检查，按照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分别悬挂蓝、绿和红色标价签，要求经营单位对出售的商品一货一签，对行政事业收费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加挂标有收费项目、标准和批准机关文号的收费公示牌，对餐饮实行菜谱制度，菜谱里标有饭菜名称、数量和价格，对宾馆、理发和汽车、家电维修等服务收费全部实行国家规定的收费目录，并在服务场所挂牌公示。

对违反国家规定，乱加价、乱收费或不明码标价的，对超额收取的一是退还消费者，二是没收非法所得并按规定罚款，把罚没款上交国库。一年一度的物价大检查维护了正常的价格秩序，对违法者起到了震慑作用，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强化物价监督检查的同时，为引导企事业单位依法经营，树立单位诚信形象，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在全区企事业单位开展了“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活动，同样是各级政府印发通知、制定细则、成立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组织，由区物价局会同区计量所（技术监督局的前身）具体组织开展，每年检查验收，优秀者区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对全区的“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和“物价计量信得过先进个人”由区政府通报表彰，单位发“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证书和牌匾，有区政府分管领导或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登门挂牌；先进个人颁发证书和物质奖励。此活动开展了十年，至1995年结束（那时评比达标的几乎没有，该活动在全区是首次），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1987年春，区政府新建办公楼（区委办公楼南侧、崇明岛路北侧）落成，区物价局和检查所分得四楼东侧四个工作间（面积是正常房间的一倍半大，房间南侧有连通的大阳台），物价局外调人员也已到位，局所已有9名工作人员，办公条件得到改善。秋季，李玉阁同志调回区财政局仍是副局长，区政府任命检查所长王长礼同志任物价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副所长高德义同志调区外贸公司任财务科长。

1988年5月，区人事局下文任命我为检查所副所长、主持工作；1989年10月被评为“山东省先进物价检查所”，1990年6月任命为区物价检查所所长，是当时全省最年轻的检查所长。

1988年10月，区政府把区税务局杨局长调任区物价局任局长，1989年6月其去开发区（当时开发区与黄岛区是两级组织，互不隶属）财政局；7月，区政府调薛家岛镇党委王书记到物价局任局长。同月，区政府因机构、人员增加，把物价局安排到区土地管理局办公楼一楼、检查所在其楼前的一间平房（门卫室）办公。

1990年春，坐落在崇明岛路、区政府办公楼南的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落成，区政府办公室将二楼东侧一个会议室和三间办公室分给物价局，将三楼中间东两间分给物价检查所。这样，局所办公场所从土管局搬到新楼。